01
处分的撤销与骚扰的认定
不得不说，处分的撤销，是没有什么悬念的。
武汉大学不可能去推翻法律的判决。
与其质疑武大，我更愿意思考几个法律的问题。
第一个问题是，民事诉讼的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是否应得到体现？
民事诉讼适用的并不是“无罪推定”，而是“高度盖然性标准”。
它体现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零八条：
“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，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，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。”
简单说，在公共场合有没有自慰，是很难百分百判断的，合理的方式，是比较他自慰的可能性，与没有自慰的可能性。
否则，一个人只要有湿疹的证明，就具备了公共场合的自慰权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司法中“客观证据”是否应结合“主观感受”？
假设有一种行为，可能出于无知、并无骚扰的意图，也没有“客观证据”，但却让多数女性主观上感到了性骚扰，我们应不应该让这一行为得以避免？
凭常识就知道：当然应该。
对主观感受的考量，可以促进客观行为更加文明。
笔者曾在另一篇文中比较不同国家的法律，详述“主观感受”纳入的必要：
第三个问题是，法律是否应回应观念的变迁？
八年前，柳岩在节目里被开黄腔的时候，全场哄堂大笑，没有多少人觉得不妥。
但放到今天，他们的这些言辞很可能构成性骚扰。
这是因为，公众“观念的水位”不一样了。观念的水位上涨，潜藏的问题自然就会浮起来。过去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，开始成为问题。
而法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，需回应社会观念的变迁，需随社会变迁而演进，这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核心特征。
02
论文的争议与学位的保留
笔者曾详细分析过杨景媛的论文：
论文为那些提供过生育价值，又遭遇母职惩罚，从而失去筹码的“黄脸婆”而发声，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两件事：
第一件事是识别了生育与家庭暴力的因果关系，分析了生育对家庭暴力增加的动态影响。
第二件事是引入了“母职惩罚”这一变量，衡量女性生育后外部选择价值的下降，论证在母职惩罚较高的地区，生育会带来更多的家庭暴力。
这两项研究均为原创与首创。
评价一篇论文是否优秀，应取决于它的内容。包括它的创新性与原创性，它的研究意义与研究途径，它的论证逻辑性与方法合理性，它的结构完整性与语言专业性，它的整体完成度与实践的价值。
作者固然有粗心与疏失，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。
所幸，武汉大学顶住了舆论的庞大压力，守住了学术的底线。
03
更大的进步仍需时间
这注定是一个让两方都不满意的结果。
一方认定是学术不端，应撤销学位，追究诬告责任；一方认为长时间在公共场合抠裆，怎么可以没有责任，全身而退。
都不满意，体现了撕裂。但撕裂，至少说明有对峙。
而不像曾经那样：一方在桌上大鱼大肉，而做出大鱼大肉的另一方，却上不了桌。
这是一种进步。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。
正如柳岩被开黄腔以前不是问题，但放在现在是个刺眼的问题。
若干年前的杨景媛，遇到抠裆的场景，恐怕也只能不适而愤怒地躲开。
原本温顺的她们忽然变得刺眼了。
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必然遭至更大的反扑。
一边是五千年父权制的沉疴痼疾，一边是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女性主义。法律的完善，反骚扰程序的建立，平权意识的提升，基层女性的突围，都仍需时间。
是的，更大的进步仍需时间。
但只要你看，撕裂的舆论场上，更急的是谁？
等得起的，就一定是另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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